在美國的洛杉磯東邊的 San Bernardino 發生恐怖攻擊的時候，是星期三，我中午在餐廳吃飯，就知道餐廳的員工說有槍擊案，回公司的路上看到街上警察拿著大槍，就知道這一次的槍擊案好像鬧大了。
回到縣政府，一開始長官們說為了安全。 大家要留在辦公室，不可以出去。 過了幾個小時，上面的命令叫我們所有的人通通都回家，除了最高階的主管留守以外，所有的員工必須等到確認安全沒問題之後，才回來上班。
一直到週末才收到簡訊，星期一就回去上班了。
後來看新聞才知道原來另外一個政府的辦公室，有一對夫婦被恐怖組織招攬之後，帶了槍去辦公室裡大屠殺。
回到辦公室之後大家都在討論要如何確保我們的安全。
美國人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誰家裡有槍的，要不要明天開始帶槍來辦公室？ 我們輪流拿槍守在門口。
想到要對付壞人，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是： 自己的安全自己顧。
後來中午和同事去吃飯，同事也說要再去店裡多買一些槍，放在家裡比較安全。
回到辦公室，我們的主任說，“恐怖份子就是希望我們會害怕，
所以我們一定要像平常一樣過日子，才不會讓他們得逞。”
整個恐怖攻擊從頭到尾，我沒有聽過身邊哪一個美國人，或是哪一個美國的媒體責怪國土安全局，沒有人責怪總統，沒有人責怪政府。
大家都知道美國是有敵人的。
敵人就是不喜歡自由民主，為了要保護我們的自由跟民主，大家就必須付出代價。
這個責任不是選舉的時候投完票，然後責任就交給政府，自己什麼都不用做。
我喜歡跟計程車司機聊天，他們的立場有藍有綠，可是都很喜歡發表他們的看法。
聽到立場偏藍的司機通常都這麼說：
“景氣這麼差，現在開計程車賺錢跟一個大學的工讀生差不多。 韓國瑜為我們拼經濟，民進黨還扯他後腿。 再繼續給民進黨執政我們台灣人早晚被害死⋯⋯”
我說，“現在台北市捷運很方便，連公車都很進步，看手機 app 就會知道公車什麼時候到，幾分鐘後到，路線圖都畫得很清楚，真的很好用。 再加上科技進步了，還有Uber可以搭車。 難怪計程車生意會不好，要不是我突然間有急事，趕時間，我平常也不太會坐計程車⋯”
計程車司機說，”阿那個沒差啦！ 現在景氣那麼差，夜市都沒人⋯“
所以科技進步了，自己不學新技術，賺不到錢都是政府的錯？
以前還在國民黨獨裁的時代，“台灣錢淹腳目”是台灣人民努力奮鬥的成果，
不是因為蔣家會到外國推銷水果。
高雄的那個市長會選贏，就是因為有廣大的路邊攤和菜市場賣菜的，他們想要用30年前做生意的方式，繼續做生意，然後期待不同的市長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聽到立場偏綠的司機這麼說：
“西門町，台北101前面都有五星旗，民進黨放任中國統戰，蔡政府什麼都不做，投票給民進黨他們有什麼用？！“
民進黨裡面的許多前輩都曾經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和牽制言論自由的時代。
如果關注一下這個議題你會發現:
被國民黨關過的陳菊從來沒有要求現在的執政黨去限制人民在路上做出任何訴求的權利。
為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自焚的鄭南榕，他的遺孀，葉菊蘭女士也從來沒有要求過政府限制任何人在台灣表達訴求的權利。
我曾經在總統府旁邊聽到有人放中國愛國歌曲，我相信在總統府裡的蔡英文也會聽到。 但是她寧願忍受在總統府裡聽外面的人用大聲公放中國愛國歌曲，
也不肯用行政命令，或是鼓吹定法律來限制人民表達的權利。
因為這些民主前輩都知道言論自由的可貴。
如果我們反對在台北路上的五星旗，
我們可以去參加西門町的台獨大隊，
他們幾乎每天都高舉著台灣獨立的旗幟遊行。
我們可以參加，可以捐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許多人以為美國的政府很強大，其實美國的憲法精神是小政府。
政府的角色是裁判。 政府的角色不是球員。
美國政府的官員不會跑到外國去推銷水果，
政府扮演的角色是確認市場的遊戲規則公平。
拼經濟的是美國人民。
美國政府也不會告訴老百姓什麼遊行是對的，什麼遊行是錯的。
政府應受到憲法的約束，不能控制言論，一個地方首長不可以因為他不認同總統的理念，就拒絕配合總統的基本維安工作。（對，我在講台中那個市長）
同樣的，地方政府也不能因為人民申請遊行的訴求理念不恰當，就禁止人民遊行集會。
願意動頭腦的台灣人才會賺大錢。
願意上街遊行，挺獨立，努力拉票的台灣人才會有自由。
回到縣政府，一開始長官們說為了安全。 大家要留在辦公室，不可以出去。 過了幾個小時，上面的命令叫我們所有的人通通都回家，除了最高階的主管留守以外，所有的員工必須等到確認安全沒問題之後，才回來上班。
一直到週末才收到簡訊，星期一就回去上班了。
後來看新聞才知道原來另外一個政府的辦公室，有一對夫婦被恐怖組織招攬之後，帶了槍去辦公室裡大屠殺。
回到辦公室之後大家都在討論要如何確保我們的安全。
美國人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誰家裡有槍的，要不要明天開始帶槍來辦公室？ 我們輪流拿槍守在門口。
想到要對付壞人，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是： 自己的安全自己顧。
後來中午和同事去吃飯，同事也說要再去店裡多買一些槍，放在家裡比較安全。
回到辦公室，我們的主任說，“恐怖份子就是希望我們會害怕，
所以我們一定要像平常一樣過日子，才不會讓他們得逞。”
整個恐怖攻擊從頭到尾，我沒有聽過身邊哪一個美國人，或是哪一個美國的媒體責怪國土安全局，沒有人責怪總統，沒有人責怪政府。
大家都知道美國是有敵人的。
敵人就是不喜歡自由民主，為了要保護我們的自由跟民主，大家就必須付出代價。
這個責任不是選舉的時候投完票，然後責任就交給政府，自己什麼都不用做。
我喜歡跟計程車司機聊天，他們的立場有藍有綠，可是都很喜歡發表他們的看法。
聽到立場偏藍的司機通常都這麼說：
“景氣這麼差，現在開計程車賺錢跟一個大學的工讀生差不多。 韓國瑜為我們拼經濟，民進黨還扯他後腿。 再繼續給民進黨執政我們台灣人早晚被害死⋯⋯”
我說，“現在台北市捷運很方便，連公車都很進步，看手機 app 就會知道公車什麼時候到，幾分鐘後到，路線圖都畫得很清楚，真的很好用。 再加上科技進步了，還有Uber可以搭車。 難怪計程車生意會不好，要不是我突然間有急事，趕時間，我平常也不太會坐計程車⋯”
計程車司機說，”阿那個沒差啦！ 現在景氣那麼差，夜市都沒人⋯“
所以科技進步了，自己不學新技術，賺不到錢都是政府的錯？
以前還在國民黨獨裁的時代，“台灣錢淹腳目”是台灣人民努力奮鬥的成果，
不是因為蔣家會到外國推銷水果。
高雄的那個市長會選贏，就是因為有廣大的路邊攤和菜市場賣菜的，他們想要用30年前做生意的方式，繼續做生意，然後期待不同的市長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聽到立場偏綠的司機這麼說：
“西門町，台北101前面都有五星旗，民進黨放任中國統戰，蔡政府什麼都不做，投票給民進黨他們有什麼用？！“
民進黨裡面的許多前輩都曾經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和牽制言論自由的時代。
如果關注一下這個議題你會發現:
被國民黨關過的陳菊從來沒有要求現在的執政黨去限制人民在路上做出任何訴求的權利。
為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自焚的鄭南榕，他的遺孀，葉菊蘭女士也從來沒有要求過政府限制任何人在台灣表達訴求的權利。
我曾經在總統府旁邊聽到有人放中國愛國歌曲，我相信在總統府裡的蔡英文也會聽到。 但是她寧願忍受在總統府裡聽外面的人用大聲公放中國愛國歌曲，
也不肯用行政命令，或是鼓吹定法律來限制人民表達的權利。
因為這些民主前輩都知道言論自由的可貴。
如果我們反對在台北路上的五星旗，
我們可以去參加西門町的台獨大隊，
他們幾乎每天都高舉著台灣獨立的旗幟遊行。
我們可以參加，可以捐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許多人以為美國的政府很強大，其實美國的憲法精神是小政府。
政府的角色是裁判。 政府的角色不是球員。
美國政府的官員不會跑到外國去推銷水果，
政府扮演的角色是確認市場的遊戲規則公平。
拼經濟的是美國人民。
美國政府也不會告訴老百姓什麼遊行是對的，什麼遊行是錯的。
政府應受到憲法的約束，不能控制言論，一個地方首長不可以因為他不認同總統的理念，就拒絕配合總統的基本維安工作。（對，我在講台中那個市長）
同樣的，地方政府也不能因為人民申請遊行的訴求理念不恰當，就禁止人民遊行集會。
願意動頭腦的台灣人才會賺大錢。
願意上街遊行，挺獨立，努力拉票的台灣人才會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