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革熱是誰的錯？ （正解在這）
最近高雄登革熱的疫情擴散，高雄市長韓國瑜責怪中央政府不肯金援高雄市，
中央說錢早就批准了，你是不會來領膩？
到底登革熱疫情要怪誰？
之前去高雄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在場高雄的菁英人士除了醫院的院長，律師和檢察官以外，連前高雄市長陳菊都來了。
坐在我旁邊的一位阿伯和我閒聊，他非常的謙和，就像鄰家阿伯一樣。 我問他做什麼的，他說他是個退休的醫生。
沒多久一堆醫生跑來跟他敬酒，我才知道原來這位謙虛的阿伯是退休的醫院院長。
我問這位退休的院長他當院長的時候是不是做了很多改善醫院效率的事情，
他說醫院的經費是中央給的，
醫院裡面的許多人也都是中央派來的。
老院長也看到許多需要改革的事情，可是他其實也沒什麼權利能夠改變什麼。
當預算和員工 (錢跟人) 都是來自中央的時候，這位院長的權力自然有限。 可是最了解醫院的需求的人絕對是這個醫院的院長，而不是中央的人。
之前兩大直轄市首長隔空叫陣，財政部國庫署官員指出，台北市獲配的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較其他縣市多，有其歷史背景因素。民國88年財劃法修正時，將原本屬於地方稅的營業稅改為國稅，再從中撥出40%作為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所以台灣的稅收都變得更加中央化。 (註1)
台灣的稅收制度也是一個中央集權的系統，收到的稅金到了中央再分配給地方。
相較之下，美國的城市地方稅是每個城市自己決定的，所以一個城市的銷售稅跟隔壁的城市的銷售稅比例可能就不一樣，例如在一個城市買一杯波霸奶茶零售稅可能是9%，過年一條街到了另外一個城市的地盤，零售稅可能只有 8%。
這樣的稅收制度除了比較公平以外（每個城市的稅收用在自己的身上），也會讓稅收的比例比較合理，因為每個城市的稅收會影響到商業的競爭力。 例如一間商店在一城市要繳的零售稅比較高的A 城市，他們就會考慮遷移到 B 城市。 在民主制度下，地方政府要滿足人民的需求，同時也不敢隨便提高稅收，於是政府的行政效率提高 - 因為比較不敢隨便揮霍收到的稅金。
我在美國的大學畢業之後就在洛杉磯附近的縣政府上班。 美國的縣政府或是市政府在聘請公務員的時候都是地方政府自己做決定的。 我去縣政府面試的時候沒有筆試，面試大概半個小時，主管了解了我的電腦方面的學歷，經驗和 IT。 認證之後，認為我的知識和能力符合我們縣政府的電腦部門的需求，就聘請我了。
美國的縣政府和市政府的員工都不需要背一些沒有用的八股文，不需要考國家級的考試。 地方的縣政府和市政府自己決定需要的人才是什麼。 所有的公務員薪水也都是公開在網路上。 Google 就查的到。 真正做到公開透明，依照人才需求來招聘人才。 (註1)
美國的縣政府的主要財源來自房地產稅。 市政府的主要財源來自零售稅。 所以地方政府的財政獨立自主。 和台灣的體系比較，美國的地方政府的財務和員工都是自己決定的。 自主性高。
韓國瑜把防治登革熱的責任推卸給中央不肯撥款給地方政府。 我還記得馬英九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也用過同一招，不斷地裝可憐說他沒辦法做好台北的市政，牽拖中央不肯撥款給台北市。 民眾的思維幾乎都是依照自己藍綠的頃向來決定相信哪一方。
可是台灣的制度如果是像美國那樣，地方政府的財政和權力自主，就根本不會有這種爭議。 也就不會出現這種權責不分的狀況。 我在美國的縣政府上班的時候做的就是縣政府的會計系統電腦化的工程，所以還算了解縣政府的財務來源和開支，基本上美國的地方政府在財務上獨立自主，中央只有在發生重大天然災害的時候，才會撥款給地方政府，也就是所謂的 FEMA。
蔡英文請唐鳳來幫台灣的政府電腦化，數位化，改善效率，可是唐鳳很快的就發現，政府的部門結構都是只能上報到中央，橫向溝通不良，因為事情都要經過中央的批准，這種體制確保了中央可以知道地方的一舉一動，確保中央的統治地位，但是也造成了效率低落，
在這個國民黨遺留下的中央集權體制下，政府的體制如果不改造，電腦系統對行政效率的改善會很有限。 現在唐鳳和他的團隊在努力的幫台灣政府 '去中心化' ，加強 '開放化'。 （註2）如此牽涉複雜，而且龐大的改造是需要大家共同參與，努力監督的。
現在的民進黨政府接受了國民黨的政府體制，這個龐大而且沒有效率的中央體制，並不是在短時間內就可以改善的。 要靠民眾多參與，多了解，多和外國的政府比較，才能獲得改善。
雷根總統說過，'It is the state governments creat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意思是： 有地方政府才會有聯邦政府。
明白為什麼中央集權的政府不是好政府，應該是我們政府改造的第一步。
註1:
美國的地方自治和台灣的中央集權的對比: 在美國，一個人如果申請了一個縣市政府的工作，當然就是申請人想要去那個地方上班。 可是在台灣考上了公務員，會依照年資或是其他因素，常常會被中央分派到離鄉背井的地方。 這就非常沒有效率。 政府裡面的人才應該是要就地取材，每個人愛自己的家鄉是天生的。 而且讓員工在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工作，公務員才會有認同感，快樂的員工通常會比較有效率，為什麼台灣會有這種中央指派把人送去離鄉背井的地方這樣的系統？ 那是因為統治者不喜歡人民有地方勢力，如果人都被派去不熟悉的地方，什麼事情都要向中央報告，統治者就會比較安心。
註2:
舉例來說，交通部門要興建一條新的高速公路，在規劃的過程中交通部門必須和環保局開會討論，還要連同其他各單位討論各種利弊得失，才能決定高速公路的路線。
這需要大量的橫向溝通。 可是在一個中央極權的環境下，各部門只在乎中央政府是是否滿意，只要中央政府高興自己就有機會升官，因此一個部門其實不在乎是否有和其他部門協商討論，因為只要中央同意就可以了。
這個現象其實也可以縮小到: 我的朋友在台灣的一個政府部門裡面也看到了一樣的情形。 在那一個只有不到100人的部門裡，裡面的科長和處長之間有嚴重的橫向溝通不良的問題，因為大家都只對上頭報告，只要跟上頭的關係好，就有升遷的機會，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1023-tech-Audrey-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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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上有看到有另個人也有看到中央集權的造成的問題，
以下的文章作者是: Yi-Jing Lin
【台灣的各縣市政府為什麼不熱衷招商？】
美國的州政府熱衷於招商，因為招商會有選票；台灣的縣市政府不熱衷於招商，因為招商不會有選票。而這又是由於稅制的差異。
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所得稅跟營業稅都是非常重要的財政收入。在所得稅方面，美國的州政府跟聯邦政府一樣，都可以徵收所得稅，所以一個州的居民就業率越高、所得越高，那州政府就可以收到更多的所得稅，然後州政府就有更多的錢來做更多的建設。因此，州長必須認真招商，而選民也會覺得提高就業率與所得是州政府的事。
而在台灣，所得稅是中央政府的，所以如果一個縣市政府設法去提高縣市居民的就業率與所得，其實並不會增加縣市政府的收入。而選民也不會覺得這是縣市長的工作。
在營業稅方面，美國的營業稅也是州政府的。所以同樣的，一個州的工商業越是發達，州政府就可以收到更多的營業稅，就會有更多的錢來做建設。因此，州長還是必須認真招商，而選民也會覺振興商業是州長的事。
而在台灣，營業稅是中央政府的，一家企業選在某個縣市設廠，帶來的只有污染，並不會帶來額外的營業稅收入，因此，縣市長通常都會反對企業到當地設廠，而當地居民也會覺得反對設廠是縣市長該做的事。
我還記得，大學的時候上李錫坤教授的政治概論課，他一再的反覆強調，所謂權力（Power），就是分配資源的能力。誰能分配資源，誰就擁有權力，而這是政治學最基本的觀念。
依照這個理論，由於台灣的所得稅跟營業稅都被中央政府收走了，各縣市如果缺錢，都必須向中央政府要。所以，既然中央政府掌握了分配稅收資源給各縣市的能力，中央政府也就對各縣市擁有了權力，縣市政府就必須乖乖聽中央政府的話。
也因此，不管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在中央執政，都不會將所得稅與營業稅下放地方，放棄這個分配稅收資源的重要權力。
所以說來說去，台灣的縣市長只會去爭取統籌分配款、只會去爭取前瞻計畫的經費、只會不斷的向選民開福利支票。錢不夠了去向中央要，他們是不會認真招商的。但我們也不要責怪他們，因為在民主制度下，選票最重要，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整體稅收制度的問題。
中央說錢早就批准了，你是不會來領膩？
到底登革熱疫情要怪誰？
之前去高雄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在場高雄的菁英人士除了醫院的院長，律師和檢察官以外，連前高雄市長陳菊都來了。
坐在我旁邊的一位阿伯和我閒聊，他非常的謙和，就像鄰家阿伯一樣。 我問他做什麼的，他說他是個退休的醫生。
沒多久一堆醫生跑來跟他敬酒，我才知道原來這位謙虛的阿伯是退休的醫院院長。
我問這位退休的院長他當院長的時候是不是做了很多改善醫院效率的事情，
他說醫院的經費是中央給的，
醫院裡面的許多人也都是中央派來的。
老院長也看到許多需要改革的事情，可是他其實也沒什麼權利能夠改變什麼。
當預算和員工 (錢跟人) 都是來自中央的時候，這位院長的權力自然有限。 可是最了解醫院的需求的人絕對是這個醫院的院長，而不是中央的人。
之前兩大直轄市首長隔空叫陣，財政部國庫署官員指出，台北市獲配的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較其他縣市多，有其歷史背景因素。民國88年財劃法修正時，將原本屬於地方稅的營業稅改為國稅，再從中撥出40%作為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所以台灣的稅收都變得更加中央化。 (註1)
台灣的稅收制度也是一個中央集權的系統，收到的稅金到了中央再分配給地方。
相較之下，美國的城市地方稅是每個城市自己決定的，所以一個城市的銷售稅跟隔壁的城市的銷售稅比例可能就不一樣，例如在一個城市買一杯波霸奶茶零售稅可能是9%，過年一條街到了另外一個城市的地盤，零售稅可能只有 8%。
這樣的稅收制度除了比較公平以外（每個城市的稅收用在自己的身上），也會讓稅收的比例比較合理，因為每個城市的稅收會影響到商業的競爭力。 例如一間商店在一城市要繳的零售稅比較高的A 城市，他們就會考慮遷移到 B 城市。 在民主制度下，地方政府要滿足人民的需求，同時也不敢隨便提高稅收，於是政府的行政效率提高 - 因為比較不敢隨便揮霍收到的稅金。
我在美國的大學畢業之後就在洛杉磯附近的縣政府上班。 美國的縣政府或是市政府在聘請公務員的時候都是地方政府自己做決定的。 我去縣政府面試的時候沒有筆試，面試大概半個小時，主管了解了我的電腦方面的學歷，經驗和 IT。 認證之後，認為我的知識和能力符合我們縣政府的電腦部門的需求，就聘請我了。
美國的縣政府和市政府的員工都不需要背一些沒有用的八股文，不需要考國家級的考試。 地方的縣政府和市政府自己決定需要的人才是什麼。 所有的公務員薪水也都是公開在網路上。 Google 就查的到。 真正做到公開透明，依照人才需求來招聘人才。 (註1)
美國的縣政府的主要財源來自房地產稅。 市政府的主要財源來自零售稅。 所以地方政府的財政獨立自主。 和台灣的體系比較，美國的地方政府的財務和員工都是自己決定的。 自主性高。
韓國瑜把防治登革熱的責任推卸給中央不肯撥款給地方政府。 我還記得馬英九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也用過同一招，不斷地裝可憐說他沒辦法做好台北的市政，牽拖中央不肯撥款給台北市。 民眾的思維幾乎都是依照自己藍綠的頃向來決定相信哪一方。
可是台灣的制度如果是像美國那樣，地方政府的財政和權力自主，就根本不會有這種爭議。 也就不會出現這種權責不分的狀況。 我在美國的縣政府上班的時候做的就是縣政府的會計系統電腦化的工程，所以還算了解縣政府的財務來源和開支，基本上美國的地方政府在財務上獨立自主，中央只有在發生重大天然災害的時候，才會撥款給地方政府，也就是所謂的 FEMA。
蔡英文請唐鳳來幫台灣的政府電腦化，數位化，改善效率，可是唐鳳很快的就發現，政府的部門結構都是只能上報到中央，橫向溝通不良，因為事情都要經過中央的批准，這種體制確保了中央可以知道地方的一舉一動，確保中央的統治地位，但是也造成了效率低落，
在這個國民黨遺留下的中央集權體制下，政府的體制如果不改造，電腦系統對行政效率的改善會很有限。 現在唐鳳和他的團隊在努力的幫台灣政府 '去中心化' ，加強 '開放化'。 （註2）如此牽涉複雜，而且龐大的改造是需要大家共同參與，努力監督的。
現在的民進黨政府接受了國民黨的政府體制，這個龐大而且沒有效率的中央體制，並不是在短時間內就可以改善的。 要靠民眾多參與，多了解，多和外國的政府比較，才能獲得改善。
雷根總統說過，'It is the state governments creat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意思是： 有地方政府才會有聯邦政府。
明白為什麼中央集權的政府不是好政府，應該是我們政府改造的第一步。
註1:
美國的地方自治和台灣的中央集權的對比: 在美國，一個人如果申請了一個縣市政府的工作，當然就是申請人想要去那個地方上班。 可是在台灣考上了公務員，會依照年資或是其他因素，常常會被中央分派到離鄉背井的地方。 這就非常沒有效率。 政府裡面的人才應該是要就地取材，每個人愛自己的家鄉是天生的。 而且讓員工在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工作，公務員才會有認同感，快樂的員工通常會比較有效率，為什麼台灣會有這種中央指派把人送去離鄉背井的地方這樣的系統？ 那是因為統治者不喜歡人民有地方勢力，如果人都被派去不熟悉的地方，什麼事情都要向中央報告，統治者就會比較安心。
註2:
舉例來說，交通部門要興建一條新的高速公路，在規劃的過程中交通部門必須和環保局開會討論，還要連同其他各單位討論各種利弊得失，才能決定高速公路的路線。
這需要大量的橫向溝通。 可是在一個中央極權的環境下，各部門只在乎中央政府是是否滿意，只要中央政府高興自己就有機會升官，因此一個部門其實不在乎是否有和其他部門協商討論，因為只要中央同意就可以了。
這個現象其實也可以縮小到: 我的朋友在台灣的一個政府部門裡面也看到了一樣的情形。 在那一個只有不到100人的部門裡，裡面的科長和處長之間有嚴重的橫向溝通不良的問題，因為大家都只對上頭報告，只要跟上頭的關係好，就有升遷的機會，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1023-tech-Audrey-Tang/
\\\\\\\\\\\\\\\\\\\\\\\\\\\\\
在網路上有看到有另個人也有看到中央集權的造成的問題，
以下的文章作者是: Yi-Jing Lin
【台灣的各縣市政府為什麼不熱衷招商？】
美國的州政府熱衷於招商，因為招商會有選票；台灣的縣市政府不熱衷於招商，因為招商不會有選票。而這又是由於稅制的差異。
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所得稅跟營業稅都是非常重要的財政收入。在所得稅方面，美國的州政府跟聯邦政府一樣，都可以徵收所得稅，所以一個州的居民就業率越高、所得越高，那州政府就可以收到更多的所得稅，然後州政府就有更多的錢來做更多的建設。因此，州長必須認真招商，而選民也會覺得提高就業率與所得是州政府的事。
而在台灣，所得稅是中央政府的，所以如果一個縣市政府設法去提高縣市居民的就業率與所得，其實並不會增加縣市政府的收入。而選民也不會覺得這是縣市長的工作。
在營業稅方面，美國的營業稅也是州政府的。所以同樣的，一個州的工商業越是發達，州政府就可以收到更多的營業稅，就會有更多的錢來做建設。因此，州長還是必須認真招商，而選民也會覺振興商業是州長的事。
而在台灣，營業稅是中央政府的，一家企業選在某個縣市設廠，帶來的只有污染，並不會帶來額外的營業稅收入，因此，縣市長通常都會反對企業到當地設廠，而當地居民也會覺得反對設廠是縣市長該做的事。
我還記得，大學的時候上李錫坤教授的政治概論課，他一再的反覆強調，所謂權力（Power），就是分配資源的能力。誰能分配資源，誰就擁有權力，而這是政治學最基本的觀念。
依照這個理論，由於台灣的所得稅跟營業稅都被中央政府收走了，各縣市如果缺錢，都必須向中央政府要。所以，既然中央政府掌握了分配稅收資源給各縣市的能力，中央政府也就對各縣市擁有了權力，縣市政府就必須乖乖聽中央政府的話。
也因此，不管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在中央執政，都不會將所得稅與營業稅下放地方，放棄這個分配稅收資源的重要權力。
所以說來說去，台灣的縣市長只會去爭取統籌分配款、只會去爭取前瞻計畫的經費、只會不斷的向選民開福利支票。錢不夠了去向中央要，他們是不會認真招商的。但我們也不要責怪他們，因為在民主制度下，選票最重要，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整體稅收制度的問題。